2018-10-28 13:41

　　2017年1月9日下午，腾讯网与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联合发起的2016年度“腾讯•商报华文好书”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。

　　此次活动是华文好书的第三届评选。与往届一样，此次评选仍聚焦和鼓励华语原创图书，强调人文价值和思想情怀，所推选好书皆为2016年本土原创佳作。在评委层层投票筛选后，评委会特别奖10本、文学类好书奖10本、人文社科类好书奖10本、生活类好书奖10本、儿童类好书奖10本，总计50本好书，从浩如烟海的一年出版书籍中脱颖而出。

　　在颁奖典礼上，获得华文好书评委会特别奖的获奖者与对话嘉宾进行了深度对谈。

　　许宏：怀着最大限度迫近真相的执著

　　“我们永远也不可能获知历史的真相，但仍然怀着最大限度迫近真相的执著。”考古学家许宏说。他的《大都无城：中国古都的动态解读》，是对“无城不郭”共识的颠覆，也是“华文好书”评委会特别奖颁奖的第一本书。

　　在活动现场，许宏与华文好书评委、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早进行了对谈。他称，在东汉前的2000年里，有一大半时间是没有外城的。这个时期国力比较强盛，因此，“大都无城”反映了当时的文化自信。

　　“这本书尽管写的是一个小侧面，但反映了历史背后的大问题。”许宏说，这也许是略显专业的《大都无城》得到公众认可的原因。

　　杨渡：写下台湾经济转型的真实场景

　　台湾作家杨渡的自传体小说《一百年漂泊：台湾的故事》也获得了“华文好书”评委会特别奖。杨渡的祖母生在清代，父亲生在日据时代，杨渡生在1958年的台湾。这样的复杂性，在历史上当属少见。而《一百年漂泊》除了写日据时期的台湾殖民史、国共斗争史，还写出了台湾1960年代-1980年代经济起飞（即“短工业化时代”）背后的困顿与艰辛。

　　杨渡来到了活动现场。他说，1995年，自己来到美国。当时美国正在研究亚洲模式，他觉得特别不平。“台湾人穷成这样，空气污染成这样，劳动人民这么辛劳，我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付出了血汗代价，为什么你们没有看到？”杨渡想，应该把真正的经济转型过程写出来，给外界看。这也是《一百年漂泊》完成的任务。

　　“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，一直在想，台湾走那么快，一切都过去了，像一场梦一样。回过头来看，我们是否要重新找回人应该有的有尊严的生活？“杨渡问。

　　邵燕祥：期待更多的在场者为历史作证

　　“过去说，‘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’，文章涉及‘众人之事’，得失也就可能千人知、万人知了。” 邵燕祥的《我死过，我幸存，我作证》，是“华文好书”评委会特别奖颁奖的又一好书。这本书于2016年8月推出，是邵燕祥从1945年至1958年的自传。邵燕祥因故未能到现场，该书编辑窦海军代表邵燕祥宣读了获奖感言。

　　“大历史是多面的，是千百万过来人的亲历和集体记忆，因此（我）期望更多健在的历史在场者都来为历史作证，充实历史真实细节，补充历史记录的注脚，使众多的个人记忆汇为社会的共同记忆。”在获奖感言中，邵燕祥说。

　　方方：站在弱者的一方

　　方方的《软埋》写的是土改。“华文好书”评委会也为这本书颁发了特别奖。

　　“作家永远会有自己的立场。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，一开始就知道它很难写，因为它的话题还是有一定的敏感度。可是我当时就有一种冲动，就是我必须写下来。”方方说。

　　当被对话嘉宾杨早问及采取客观立场作者是否会无力时，方方说，自己没有“地主或贫农”“穷人或富人”这样的立场之分——人性都是一样的。“不是地主都是好地主，当年的有钱人一样欺负农民。但穷人翻身之后，地主的尴尬和难堪就显露出来。”

　　“我的写作态度是站在弱者的一方。”她表示。

　　葛亮：借外公之眼看民国

　　接下来，“华文好书”评委会为葛亮的《北鸢》颁发了特别奖。继《朱雀》之后，在这本书中，葛亮以两个家族的故事切入，继续书写民国。

　　在活动现场，葛亮表示，写《北鸢》的缘起，是自己祖父、艺术史家葛康俞在（作品完成长达）？半个世纪后才出版的著作《据几曾看》。葛康俞的好友王世襄曾为这本书的问世四处奔走。这些机缘成了他写作的动力。

　　在写作的过程中，《北鸢》的主人公从葛亮的祖父转为外公。后者不像葛康俞那样直接介入时代，更像是一个时代的旁观者，但在此过程中，他阅尽了世事。“我也借外公的眼睛，经历了对那个时代的梳理和表达。”葛亮说。

　　绿妖：展现普通农民在台湾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成败经验

　　绿妖的《如果可以这样做农民》，写的是她实地考察台湾现代农业和社会创新的一段经历。这本书也获得了“华文好书”评委会特别奖。在活动现场，当被对话嘉宾史航问及为何从写散文、小说，练咏春到去台湾采访农业时，绿妖的答案是：“想去看更多的人、更广阔的世界，想了解别人。”

　　写作并非一帆风顺。一开始，绿妖采访了返乡的白领，但她觉得这不是自己想象中的采访对象，直到有一天，她采访了一位七十多岁的老菜农。这位老人经历了台湾不同时期农业政策的调整。通过他朴素的讲述，绿妖觉得这本书的雏形逐渐出现：展现普通农民在台湾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成败经验。

　　“小说和散文像是特别细的筛子，把很多经验反复过滤。在你写非虚构作品的时候，这种眼光可以帮你捕捉到文学关注的细节。”绿妖说。

　　车前子：保守的城市，某种状态就是慢

　　“中国文化中最让我感兴趣的，是它的写意精神。”车前子说。他的《苏州慢》也获得了“华文好书”评委会特别奖。史航评价，这本书很妩媚。

　　车前子是苏州人。在活动现场，他说，人们谈论苏州，往往谈到它的精致和典雅。而在自己眼里，苏州特别保守。这种保守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非常有意义，甚至非常可爱。

　　保守与文化有关。车前子说，1950年代统计，中国有三百六十多种手工艺，作为手工艺城市，苏州除了两三种之外都有。这里有许多小作坊，工艺的传承是保密的，因此形成了某种保守性。而因为这种保守性，苏州的生活节奏和状态就是慢的。

　　王澍：背后有文人的价值观在

　　“‘造房子’是王澍书稿中的一句话。他本人就把建筑活动看成‘造房子’这么简单，我觉得这是他对建筑基本的态度，所以我们也把‘造房子’作为这本书的书名。”在普利兹克奖得主、著名建筑师王澍的《造房子》获 “华文好书”评委会特别奖后，代他来到现场接受颁奖的《造房子》责编蔡蕾这样解释这本书书名的由来。蔡蕾也凭借此书获得了华文好书的年度编辑奖。

　　“他跟其他建筑师很不一样的地方是，他是去建筑化的，不把自己当成纯粹的工匠来说事情。他所有的作品背后都有作为文人的世界观、价值观。”蔡蕾这样评价王澍。

　　杜君立：机械改变了人类的观念和生活

　　机器进步与现代文明有什么关系？中国如何走向现代？在“华文好书”评委会特别奖颁奖的《现代的历程：一部关于机器与人的进化史笔记》里，杜君立尝试回答这些问题。史航评价，这本书中有现代化的焦虑，也有现代化的感恩。

　　杜君立18岁之前都生活在农村。村头有时会过火车，所以村里来客人，大家第一件事就是带他们看火车。人们对机器的崇拜让他印象深刻。参加工作后，杜君立一直在做与机械设备有关的工作。“机器真是帮人摆脱了大量辛苦的工作。”杜君立感慨。

　　和他的上一本书《历史的细节》相比，这本书中有更多的思想史内容。杜君立想写出机械是如何改变人类的观念和生活的。

　　张炜：获奖是对“兔子”的莫大鼓励

　　张炜的《兔子作家》也获得了“华文好书”评委会特别奖。借一只“眼镜兔”，他讲出了树木、小獾、小狐、刺猬的有趣故事。张炜因故未能来到颁奖现场，出版方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总编辑徐凤梅代他宣读了获奖感言。

　　“《兔子作家》获得华文好书评委会大奖，是对‘兔子’的莫大鼓励，今后这只食草动物会更加勤奋地写作，与荒原林子里的各种生灵好好相处，争取新的更大的进步。” 张炜不乏幽默地这样写道。

 作者：手机看新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