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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活动现场 |
3月25日下午，北大博雅讲坛第88期迎来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、博士生导师乔晓春，就“中国社会科学离科学还有多远？”这一备受关注的话题展开阐述，回答这些问题，并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面临的问题，产生问题的原因，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后果。
以下文字据讲座现场实录整理，以飨读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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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乔晓春教授 |
乔晓春：欢迎大家参加这个讲坛，因为这个讲坛我觉得从北大来说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讲坛，对于我来说这个讲坛也挺有意义。大家知道这个讲坛是有编号的，我是88号，所以数据特别好。非常高兴跟大家见面。今天借这个场地给大家做一下介绍，题目是中国社会科学离科学还有多远？大家看到这个题目肯定马上会想这肯定是讲社会科学，通常来讲，社会科学的同行会关注这个题目，好像自然科学不会很关注。但是后来我在很多学校做这个讲座的时候发现，很多自然科学的也爱听，我就觉得很有意思，自然科学对这个也很有兴趣。因为我们现在更多强调跨学科研究是很有意义的，所以就用这个题目。
这个题目怎么想起来的？当时我在美国工作的时候，有一个中国的学者，当时就问我，说乔老师能不能判断一下中国社会科学与美国能差多少年？因为他突然问我这个问题，我并没有想，但后来仔细一想，你要想回答这个问题的话，首先要回答中国社会科学离科学还有多远？然后你再回答和美国差多少年。因为这个问题很容易想得到，因为大家都是做社会科学的，大家知道我们的经济会跟国外一些国家有一些比较，包括科技也会有一些比较，所以很自然会想到社会科学和科学差多远。所以我们真正要思考一下我们的社会科学到底离科学有多远，下面一个问题才是回答跟国际上包括美国有多大距离。我昨天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下这个问题，当时有一个我的美国朋友，我大学的同学，马上用英文问我，你说差多远？是差一米还是一公里，还是多远，他马上就问我。我说我要给你回答这个问题，前面需要一些铺垫，我要讲一些背景，最后才可以回答到底差多远。所以今天我们同样，把这个问题提出来，到最后我告诉大家我的结论，到底我们差多远。
我自己说句老实话，从进到社会科学圈子里，我就感觉哪儿有点问题。我原来是学自然科学的，后来到人民大学读研究生，开始学人口学，等于正式进入到社会科学领域。听了很多课，因为读研究生有很多必修课，包括有理论课，当然理论课占的比例是最高的，尤其80年代初期读研究生的时候，方法课几乎很少，那时候讲方法是讲辩证唯物主义、历史唯物主义，讲哲学，社会科学的方法就是用哲学的方法来做研究，那时候学过点所谓的方法就是讲这个。所以当我进到这个圈子里，听这些课的时候，我就有点发蒙，这个课有点听不大懂，听不懂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不是说对这个东西不理解，关键是思路老是把握不清楚，为什么要这么说话？因为社会科学有很多东西，我想在座的各位也读了很多书，也有很多理论，你会发现讲一个问题的时候，经常从一个结论到另一个结论，然后到下一个结论，结论之间似乎是有联系的，如果联系不很紧密的话，你马上会发现判断是错误的，但似乎是有联系的。我最早是学数学的，学数学有一个习惯，原来上课的时候，数学上课是老师上来先讲一个定理，先讲一个结论，整节课就是论证这个定理，以后就变成习惯了，第二天上课又讲一个结论，又证明。我发现社会科学从来没有这么做过，全是结论，一个结论到另一个结论，你会发现没有证明或者没有证据，然后读书读得很痛苦。因为当我看到这个结论的时候我自己要想对不对，自己就想证明一下。有很多结论，表面直观感觉好像是对的，但是往深一想就知道这里面不对，我读研究生也发表过论文，那时候发表的论文基本上是针对我读的那些东西里面得出的结论，然后自己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或者观点。所以就感觉社会科学怎么都这么讲，好像所谓的一些结论都发现都会有所怀疑。
所以这是当时最早的感觉，除了这个以外，后来在社会科学领域里的经历，我发现有很多现象是非常怪的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体会。我把我的体会跟大家讲讲：非专业人员有些比专业学者在社会上更有影响。我说一个眼前的，因为我是做人口学的，人口学最近这几年讨论最多的是什么？“二孩政策”。你到网上搜一下，讲“二孩政策”所谓的专家们，没有一个是搞这个专业的人，而且名声特别大，有的是哪个公司的经理，都是很有影响的一些社会团体。然后他们会写长篇大论讲中国的“二孩政策”，你会发现真正研究这个内容的学者，在社会上没有影响，没有人知道。但是没有做过这个研究的，或者没有受过这个专业训练的人，在社会上和网上讲得非常多，而且往往影响非常大，政府也关注这些人。除此之外我还发现有这样的情况，经常到书店，像我经常去中关村图书大厦，去了以后就会翻翻社会科学的一些书，你会发现经常有人口学专著出版，我拿了以后看作者是谁，因为习惯就是这样。发现根本不认识作者，而且不止一次，很多我在书店里找到的书都是我不认识的作者写的人口学专著。大家注意，人口学的研究者我应该是认识的，因为我从80年代初就在这个圈子里，而且90年代中期的时候我还是《人口研究》的主编，那个时候做人口研究的学者一定要在《人口研究》上发过文章，如果没有发过文章的话，很多学校告诉我是没有资格评教授的。我现在是北大《人口与发展》杂志的执行主编，因为我不仅做研究，还负责杂志。就是说凡是这个领域的学者发文章我都可以看到，而且我差不多知道这个领域里哪些学者在做什么，以及做到什么程度。人口学是小学科，加在一起没几个人，天天开会就这几个人，看来看去都看烦了，没有新面孔，所以一翻新书发现作者根本不认识，我就想怎么不是人口学的人怎么写人口学专著呢，而且还有人说好，我就理解不了。这是我曾经遇到的一些情况。
第二种情况可能比这个还惨，很多未受过专业训练的人，可以轻易进入这个专业里面来，不知道在座的各位你所在的专业有没有这种情况。当然我说的还不是在专业里自称为是专家的这些人，甚至在街上随便走路的老百姓都可以进来当你的专家。因为我确实碰到过很多次，还不止一次，比如我们开一个人口学研讨会，很多人在会上发言，中间要提问题，后面就有人举手，说你刚才提的观点他不同意，他要讲他的观点。他讲之前先做一个自我介绍，他说我跟大家说一下，我不是你们圈子里的人，我不是研究人口学的，我是门口路过的，趴在门上看你们讨论什么，进来以后我就坐在后面听，听了刚才那个学者讲了他的观点，他说我现在想讲一下我的想法，他说我觉得你讲的观点不对。等他讲完以后所有人给他鼓掌，就觉得这个人讲得特别好，特别清楚。我不否认这个人很有想法，很有水平，但是我反过来想这个问题，我们是受过专业训练的，我们拿了本科、硕士、博士，读了十几年，叫一个不是这个专业的人把我们说倒了，而且我们所有人都说他讲得好。你会想一个问题，我怎么进这个学科里来了？不需要学就比我们还厉害，那我们这些年是不是都白学了？要注意很多社会科学都可能存在这种现象，而且我们都是受过很严格专业训练的人，你会发现让一个根本没有受过任何训练的人，把我们给讲倒了，我们很佩服。
大家想，是什么原因会导致这样的结果？有很重要的东西，就是我们这个学科没有东西，我们经常有一个什么感觉。在我们专业领域里，所谓知名的学者都是哪些人？通常都是在媒体上经常出现的，在一些社会活动里往往很有影响的一些学者，我们把他归为我们这个领域的专家。我就想一个问题，专家一定能够在社会上或者在大众领域里出名吗？什么样的人才是专家？要注意在国外教材里，经常会有这么一句话，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，是不可能成为这个专业专家的，或者说没有资格在这个领域里做研究。为什么我们有很多所谓大牌学者都是在社会上、在媒体上讲话，我通常会感觉能够在媒体上讲话的人，通常讲的话都不是专业的话。为什么？要注意，专业是什么？在国外强调一件事情，专业或者说我们属于这个专业的社群的人，他们之间的对话是用专业术语在对话，这些专业术语是有明确界定的，老百姓是听不懂的，而且老百姓的话是没有专业界定的话，是不严谨的。所以在国外，一个学科的成熟程度，取决于这门学科有没有一门专业的词典，我们是照着词典来说话的，我们是照着词典来得到专业训练的，我们的社会科学里各门学科有没有标准的专业词典，规定了我们的专业术语。因为大家在学术研究里讲的话都是用专业术语讲话，因为这些专业术语在同样一个研究的社群里，同样一批学者里，大家都是有共同的理解，有共同的定义，这样我们的话才能交流。要注意，老百姓的话有一个特点，同一句话不同的人理解是不一样的，它没有严格界定。所以用大众的话来讲学术，实际上是有问题的。所以我经常在想，能够用大众的话来讲学术，通常来说要我做我可能做不到，如果说我做到了，首先我要告诉大家，我在这儿讲的不是学术，或者我在做科普，所谓的科普就是把专业的语言用老百姓的语言表述出来，这也是很有意义的。但是我很难做到在社会上跟普通大众讲专业，你是讲不明白的。所以我通常会想那些在社会上、媒体上讲专业的人，我可以说他讲得很好，但是我不敢说他专业一定做得很好，因为你没法检验他讲的东西到底是对还是错。在我们学术界，你真正讲一个结论的时候，我不是讲结论本身，而是要讲这个结论的证据是什么。老百姓不关心证据的，老百姓只关心结论到结论，你要跟老百姓讲数据，肯定要讲数据来源，老百姓不关心这个。但是凡是讲结论的人不讲证据的，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说我就怀疑他的结论对不对，但是老百姓不怀疑，老百姓觉得讲得挺有道理，就过去了，要注意这些人都成了大学者、大专家，最惨的就是我们的学生都是跟这些人学出来的，他就觉得我的老师就这么讲问题，我要跟他学，所以我们今天很多大学都有一些明星教授，学生追星，我就觉得这个老师在社会上讲得特别有意思，你可能也觉得讲得有道理，但是我告诉大家，他天生就讲得好，那个是学不来的。所以你会发现学生听了这个课以后好像很热闹，也很佩服这个老师，但是等这个课结束以后你会发现你什么也没学到。所以真正学习不是学谁讲了什么，而是学习分析这个问题的思路，他是怎么证明这个问题的，这是作为学者首先要学的东西。这就是我讲的第二个问题，我们经常看到非专业的学者进入到我们这个圈子里来，而且显得比我们专业的人水平还高。
第三，很多社会科学研究是凭经历，凭研究者的感受、想法或者一些所谓哲学的推理，来做研究，来下结论的。你看我们很多论文里你会发现没有数据，全都是讲理论，讲感受，包括不仅仅是我们说一般的社会科学，包括社会学，因为社会学是研究最具体的人的，你会发现也都是很多学者的一些想法、一些感受。这种研究现在做得特别多，而且我自己的经历就发现，我们在社会科学圈子里很多学科都有这个问题。比如我参加过老年学的研讨会，你想想看，按照我说的凭经历、凭感受做老年研究的，应该谁做得最好，肯定是老头老太太做得最好，他会说你有什么资格研究老年人呢，你又不是老年人。我1998年5月份在厦门参加一个老年学研讨会，我去了以后发现参加的人特别多，到了会场有二三百人，差不多90%都是老年人，当然也有一些退休学者，绝大多数都是老干部比较多。讲的时候这些人怎么讲？你想如果他是研究者，他研究他这个对象的时候怎么讲。他讲中国发展到今天，五六十年代中国的建设都是靠我们这些人，比如说北京人吃水，北京的水，他说原来密云水库就是我们修的，我们一砖一瓦把密云水库修出来，我们受了多少累，吃了多少苦，可是我们现在老了，政府对我们待遇特别不好。后来我一听这个会有问题，我就找中国老年学会的会长，是国务院老龄办的主任，我在会上就找他说，我说张会长你这个会根本不是学术会，你这个会是老年人俱乐部，这怎么能搞学术讨论呢。变成发牢骚的会了，很明显思路就是，他是研究老龄问题的，他觉得他是最有资格做研究的，你们年轻人没资格。
还有一个例子，我参加过一个妇女研讨会，那个更惨，因为那个会很多人发言，发言以后因为当时我也没有研究，这个会是当时95年在北京开一个世界妇女大会，世界妇女大会召开以前搞了一些研讨会和预备会，我当时被邀请参加一个预备研讨会，那时候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妇女地位研讨会，然后我就去了。当时我本来不想去，我说我没有研究过，但是因为那时候也时髦，要开世界妇女大会了，后来人家跟我说，你没论文没关系，我们是特邀你来参加，我就去了。去了以后因为有发言的人，所以我就提了很多问题，整个会场就受不了了，就起哄把我轰出去，不能让他讲，后来我想为什么。因为学术大家谁都可以讲，比如我讲得不对大家也可以反驳，没有问题，学术就应该是平等的气氛，但是为什么我讲很多人接受不了？后来我发现我不是妇女，他觉得妇女才能参加这个会议，你这个男的跑来老讲，老给我们提意见，他们受不了要把我轰出去，那个会我就参加了半天，我觉得这个圈子不是我能进来的，人家不让你进来，后来我就再也不敢进去了，这也是一个经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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